摄制：心情烟灰

在潢川南城的南湖周边不足一平方公里的范围内，依湖而建有南海观音禅寺、清真寺、天主教堂、基督教堂、道教三义观，数百年来呈现出五教和睦相处、共生共荣的景象。南湖周边的宗教活动和“五教共睦”的独特现象，己成为我们潢川特有的文化符号。彰显了我们光州文化中包容的胸襟与开放的传统。这也成为今天我们潢川对外交流、海纳百川、广交朋友的榜样所在。

五教中，佛教于唐末宋初传入潢川，明洪武19年（1386年）于普惠寺设僧正司，掌管僧侣事物。明清时代为潢川佛教蓬勃发展期，民国时最盛，现在也是热度不减。据说清康熙年间，光州知州刘学礼修建南湖。中有长埂，埂中央置一小亭，曰“来雁亭”。南湖南岸有阁，名曰“小南海”。庙门朝北，拾级而上，即是巍峨的大殿。殿中供奉观音大士，“善男信女”侍立左右。 大殿后墙有一横石，上刻“水面天心”。该庙长年香火极盛。每年二月十九、六月十九、九月十九是三个最热闹的庙会之日。观音面北端坐，与其他面南神像不同，左右有副对联：“问观音为何倒坐？因世人不肯回头。”这里有个传说，刘学礼康熙四十七年（1708年）任光州知州期间，曾“役于西藏，历时两载”。他由内地去西藏，远隔千山万水，历尽艰险，生命几濒危难，遇有人相助，幸免于难。当时他认为这是神人搭救。于1721年返职光州后，即建庙南湖南岸，供奉观音大士，称为“救苦救难的菩萨”。

伊斯兰教唐代中期传入潢川，据传助唐平定“安史之乱”的一支回纥兵，在南湖南岸（今回回营）落户，信奉伊斯兰教，该教也随之传入。清真寺古建筑南寺，坐落于南湖西南侧，系清举人马佩玖于同治十三年（1874年）捐资修建。

潢川有史料记载的道教始于明代，明代光州设有道纪司，掌管道教事物。南湖北岸的道教三义观建于清康熙四十年（公元1701年），该观坐北面南，观内大殿供奉“桃园三结义”的刘备、关羽、张飞的塑像。现存有山门，大殿,二殿,三殿，及东西两边的配套边房共计八十多间，总占地面积四千余平方，足已让人窥见这处古建筑当年的宏大规模。

天主教有史料记载是1844 年开始在光州传播的。1871 年，天主教堂在光州南城磨盘街开始兴建。教堂四周建有附属房屋，大小共计78 间，总占地面积6000 平方米，现存房屋与教堂共计35 间。直到1923年，潢川一直是豫南的天主教传播中心。

在潢川传教的基督教有内地会与信义会两个分支。其中1899年在南湖北岸立足的为内地会。今天留存下一幢完整的两层西式洋楼，俗称“牧师楼”。它见证了清末民初、民国、新中国时代的变更；更见证了基督新教内地会在潢川的开拓、发展，日本军国主义对潢川的侵略，以及新中国初创、文化大革命危难、改革开放迎来大变革的不同时期。自基督新教进入豫南，潢川一直是南五县基督新教传播的大本营和中心城市。

南湖周边的宗教活动和“五教共睦”的独特现象，产生在中国宗教传播大的历史背景之中。

中国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度，汉以后佛道并存，唐宋以后佛教、道教、伊斯兰教、犹太教、基督教等基本上和睦共处，未出现过大规模的教徒相互残害的事件，也未发生过纯粹宗教意义上的战争。各宗教偶有冲突，往往是各统治集团间矛盾激化的一种折射，是为了维护和巩固封建王权所引起的冲突。兼容共存是中国宗教关系的主流。

一方面表现在各种宗教相互影响、相互融合上，佛教和道教的关系是最鲜明的佐证。虽然道教曾以抵制佛教为己任，但由于其理论远不如佛教精微，不得不从佛教中汲取营养。汉明帝时，楚王刘英“诵黄老之微言，尚浮屠之仁祠”，念道经，拜释迦。同样，佛教为了在中国扎根，也曾援道入佛。传入之初，它是以依附于中国古代宗教的形式出现的。南北朝时，已有和尚将佛道相杂，把佛像与道教神像刻于同一块碑上，称为“佛道二尊像”。中唐以后，佛教加速了对道教的融摄，吸收道教教义和养生方法。

另一方面表现在各种宗教和儒家思想的相互借鉴及吸收上，尤其是倡导儒、佛、道的合流。道教初创就从儒家吸取营养，强调积德行善，尽忠尽孝。道教第一本经典《太平经》就自称以弘扬儒家伦理为己任，明确肯定三纲五常。东晋著名道士葛洪在其著作《抱朴子》中自称是儒道兼修的道士，后来的道士承袭了这一传统，都大谈理论纲常。太子校书郎李观和柳宗元等都主张儒道同源，融合道教的宇宙观和万物生成论，后来孕育演化成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佛教初入中国，就注重不与儒家伦理相悖，把佛经中与宗法等级制、男尊女卑思想相矛盾的地方故意略而不译。东晋名僧慧远将儒玄佛三家学说相融合，在《沙门不敬王者论》中明确指出儒佛学说虽异，但佛教与忠孝之道并不相悖。宗炳在《明佛论》中说：“孔老如来虽三训殊路，而习善共辙也。”

宋明三教合一是时代潮流。道士们高唱三教一家，全真教祖师王重阳说：“儒门释户道相通，三教从来一祖风。”三教合一最重要的标志就是理学的产生。

不仅佛教、道教与儒家相互借鉴，其他教派也如此。清朝著名伊斯兰学者蓝煦说：“回儒经书文字虽殊而道无不共，语言虽异而义无不同”。自称翻译伊斯兰经典是以天方经语略以汉字译之，并注释其义焉，证集儒书所云，俾得互相理会，知回儒两教道本同源，初无二理。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、学者利马窦初入中国就广交儒士，研究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，并据此著书立说，发挥教义，对中西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。同样，基督新教的马礼逊等带着使命进入封闭的中国。为了得到国人的接纳，他们脱去西装，穿上长袍马褂。他们学习汉语，翻译圣经和大量的西方文献，为近代中国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，对中国社会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。同时他们也把中国传统经典翻译成西方文字，为中国走向世界打开了一道门。